[摘要]海中有一艘沉没的古船，船上载有大量瓷器和金银制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随着打捞的进展，6万多件珍贵文物从海底“浮出”，其中90%以上为陶瓷物品，以湖南长沙窑的瓷器为主。

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是怎样一艘船？它究竟装载了什么样的货物？它的打捞又有哪些故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多年前在东南亚工作期间，采访过相关展览和研究人员，就请他为大家讲讲“黑石号”的故事。

那是1998年的一个平常日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的一些渔民，像平常一样潜水海底采集海参。那一片海域位于两岛之间，形状有点像漏斗，海中蕴藏着丰富的鱼类资源，是当地人生存的“饭碗”。不过，这一次渔民从16米深的海底打捞上来的，却不只是海参，还有一个混身长满了海藻和珊瑚的陶罐。

一个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精彩奥秘就此被打开。

闻讯赶来的是一家在印尼从事沉船文物打捞的德国公司。这家公司所雇的潜水员经调查发现，海中有一艘沉没的古船，船上载有大量瓷器和金银制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随着打捞的进展，6万多件珍贵文物从海底“浮出”，其中90%以上为陶瓷物品，以湖南长沙窑的瓷器为主，还有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的白釉绿彩瓷和浙江越窑的青瓷等，种类非常丰富。另外，船上还有30多件铜镜、30件金银器和18件银锭。船上发现的金杯，是极为罕见的唐代珍贵金器，展现了精美高超的工艺水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后来评论称，这是一次千年前“中国制造”的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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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錾刻中亚伎乐纹八棱杯（唐）。 丁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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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上的铜镜，约在公元759年制造，被称为“江心镜”。丁刚 摄

这艘名为“黑石号”的船上载有大量长沙窑烧制的瓷碗，其中有一个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公元826年）的印记。考古学家结合对其他器物的考证，确认沉船的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说，这艘商船在中国装载了大量的瓷器等物品后出发，在勿里洞附近海域触礁沉没，在海底已经沉寂了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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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黑石号”的瓷碗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明樊家记”，系长沙窑所制（约公元820—850年）。丁刚 摄

这一沉船的打捞被考古学家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沉船系阿拉伯人在东非、阿拉伯、印度沿岸使用的双桅或三桅三角帆船，证实了早期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谭海迪告诉笔者，“黑石号”最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它证实了中国与西亚之间确实存在一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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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三角帆船模型。丁刚 摄

新加坡学者柯宗元在传给笔者的研究论文中指出，此前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材料极少，大多只是传说，或者是出自欧洲早期的文字和口头流传，或者是在印度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被提及，或者是东南亚发现的石碑上有些许记载。“黑石号”的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可靠证据，并将这一海上航行线路的开通推到了唐朝时期。

笔者在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查到的数据表明，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越来越丰富。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经打捞出沉船的地点，截至目前共有100多处，打捞出的沉船有200余艘，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所发现。这其中，菲律宾最多，为41处，印度尼西亚27处，泰国23处，马来西亚17处，越南10处。这200余艘沉船，恰似一个庞大的多国舰队，从历史的深处驶向近代。被打捞的沉船中，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欧洲、中东地区的，而所有这些沉船都装载着来自中国的精美陶器、瓷器和金属器皿，有的甚至还装有瓜子和茶叶。

“黑石号”沉船文物打捞消息立刻传遍世界。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几家博物馆曾先后向印尼方面提出购买意向，但当时印尼的开价高达4000万美元，而且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中国博物馆最终不得不放弃。随后，新加坡圣淘沙公司于2005年筹资3200万美元购得了这批贵重文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酒店业已故富商邱德拔的后人为此捐出巨款。购得的所有文物目前均为新加坡政府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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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上最为震撼的宝物之一“勿里洞大壶”，高逾1米，壶身刻有菱形带花叶纹样，可能为河南巩县窑所制（约公元825—850年）。丁刚 摄

沉船文物的出水，引发了许多神秘问题：为什么“黑石号”会在远离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勿里洞岛附近沉没？按照通常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路线，商船应当绕过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但它却向东南方向行驶了600余公里。它是迷失了方向，还是被风浪吹得偏离了航线，或者是要去爪哇海的某个港口？

船上发现的精致金银器皿在中国国内考古中也十分罕见，有的甚至还成双成对。它们究竟是中国人送出的礼品，还是要运到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上去出售？为何船上的钱币不多？船上的商人以什么方式在中国进行结算？这艘船在哪里装上了最后一批货物？商船究竟想驶往何处？……船上的文物吸引了全球多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上中国世界角色的丰富联想。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09年第6期）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2000多年前首次对世界展开贸易以后，就像蚌壳一样，时开时合。在唐代，蚌壳大开，且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一连串的发明让中国走上了世界经济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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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图。图片来自《国家地理》

值得一提的是，“黑石号”文物打捞之后，还引起了一系列涉及海底文物保护问题的争议。

笔者2011年在新加坡参观了“黑石号”文物展览。当时，主办方介绍称，将安排这批文物的全球巡回展，按计划应于2012年年初由美国史密森学会所属的萨克勒博物馆推出第二场展览。但是，史密森学会后来却致信新加坡方面说，因为“黑石号”的打捞属于商业性质，不符合国际准则，因此决定不在美国展出，并建议全球其他博物馆参照其做法。史密森学会的决定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此前，该组织也曾努力阻止对这些文物的拍卖活动，提出改由印尼政府全面接管，并为此建设一个博物馆来做永久性展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美国史密森学会依据的是2001年通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从2009年1月生效。公约主要基于四项原则：保护水下遗产的责任；水下文化遗产应保留在原来的位置；禁止以商业为目的的开发活动；各国合作保护此类遗产、加强水下考古培训并提高保护水下遗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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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制作的大腹注壶。丁刚 摄

水下沉船宝藏归属权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公约虽然回避了归属权问题，却确认了沉船及其宝物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能用来牟利。公约是目前世界上惟一针对水下文物保护的国际性协议，也是国际社会治理掠夺性沉船打捞的有力措施。但是现实中，公约的执行有两大难点，一是很多国家没有加入公约，或尚未批准公约；二是有很多打捞介乎于商业与文物考古之间。

显然，新加坡政府现在拥有的“黑石号”文物也面临这样的模糊性。一些美国学者致信史密森学会，坚持认为这艘沉船的打捞是一次具有破坏性的商业打捞，而不是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可能会导致无法查寻有关船员和货物的重要信息。美国考古学会也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这次打捞从技术上说虽然“合法”，但以赢利为目的，属于典型的商业打捞。这个美国考古界的权威组织甚至要求史密森学会，必须在商业打捞与文物考古之间划清界线，阻止这一展览在其他国家进行。

对这种观点，有新加坡专家并不认同。他们强调，印尼政府在得知发现这艘沉船的消息后，立刻下令海底探险公司开始全天候打捞，并派军队保护打捞现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打捞时间过长，造成文物被盗，破坏沉船的完整性。这是一种必要的、保护性的文物打捞措施。同时，让沉船文物到世界去展出，不仅有利于更多观众了解历史，也有利于研究人员从中得到更多历史信息。没有商业参与，打捞不可能成功，展出也不可能成功。事实上，这一看法也得到了一部分美国学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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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制作的瓷碗。丁刚 摄

经过新加坡与美国有关机构的反复协调磨合，“黑石号”如今终于得以“驶入”美国。《海洋的秘密：唐代沉船与亚洲早期贸易》展览于今年3月7日起在纽约展出，向美国人讲述航海大发现之前数百年就已存在的“全球化”故事。（文/丁刚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