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植的悲哀,不仅在于其政治上的低能,还在于他始终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动不动干政议政,指东画西,甚至“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如此一来,怎能不触犯朝廷大忌。
1951年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了一件耳杯,为灰色陶质,侈口,浅腹,双耳,平底。曹植生前潦倒,“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死后亦难以厚葬。在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件陶耳杯或许就是他日常生活的写照。
耳杯又称杯、具杯、羽觞,基本形制是扁椭圆,弧形壁,浅腹平底,饼形足或高足,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或方形耳。这种器物始于春秋战国,是由椭杯、舟等演变而来,盛行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后便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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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 陶耳杯 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此件耳杯为灰色陶质,侈口,浅腹,双耳,平底,1951年出土于山东东阿曹植墓。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南19公里处的鱼山西麓,依山营穴,封土为冢,始建于魏青龙元年(233年)三月。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葬朝向为坐东面西,墓葬全长11.40米,宽4.35米。
墓中所出土的132件文物,大都为比较粗糙的陶器,还有几件石器和料器,没有发现什么贵重物品。这符合其父曹操一贯倡导的“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和其兄曹丕在遗令中规定“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当然,曹植生前的生活是比较困苦、潦倒的,“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死后亦难以厚葬。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但受到了其兄曹丕的防范、排斥和打击,多次被贬,甚至险些丧命。黄初四年到太和三年(223-229年),曹植被封到河南雍丘(今杞县)、浚仪(今开封县)。其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曹植认为能够改变自己状况了,提出了不少治国之道,要求为国家做点贡献,却因曹睿猜忌之心过重而作罢。因此,曹植一直生活在郁闷之中,对前途感到“怅然绝望”。
太和三年到六年(229-232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关于被封为东阿王的原因,曹植在其《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写道,“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时的东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比较富裕,因此转封东阿算是很大的照顾。太和四年(230年)六月,母亲卞太后的去世,这对曹植精神刺激甚重。曹植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全赖卞太后的怜惜。在诸多不幸面前,曹植越发消沉。
经过多次迁徙之苦,在东阿期间的曹植已自感日薄西山,加之鱼山风水极佳,因此“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可没想到的是,太和六年(232)二月他又被迁封到河南陈县,十一月病逝于陈,年仅四十一岁。曹植去世后,被赐谥号“思”,意为追悔前过,世称陈思王。第二年,其子曹志遵父遗嘱归葬其于东阿鱼山。
曹植是一个大才子,其才华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广为人知。《曹植传》称他“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其三十一岁时写就的《洛神赋》,以区区九百字,把一位诗人和洛水女神的爱恨怨愁描绘得如梦如幻、淋漓尽致,以至于千秋传诵。
如此一个才子,何以在刚过不惑之年就郁郁病逝?历代文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并把曹植之死归咎为其兄曹丕的嫉才妒能上。其实,客观评价曹植英年早逝的原因,其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曹植有文才,但当时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干才,是能够继承曹操统一大业、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人才。而在曹操诸子之中,具备这样能力的非曹丕莫属。曹植即使有继承王位的想法,也根本竞争不过曹丕。何况曹植要想从政,就必须遵守规矩,接受朝廷的约束,但他在这方面恰恰弱智。
曹植的悲哀,不仅在于其政治上的低能,还在于他始终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动不动干政议政,指东画西,甚至“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如此一来,怎能不触犯朝廷大忌。
曹植生前已经能够认识到,自己一迁再迁,越迁离国都越远,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回归国都、再进朝廷的理想却始终没有破灭。所以,在他决定依鱼山为墓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墓向设计为坐东朝西,而不是一般人那样坐北朝南。他把墓葬面向西方,就是要面向自己的国都,面向魂牵梦绕的洛神之洲。
曹植错在他的任性而行,但其饮酒不节也实属不该。早年,他曾以才华博得曹操的喜爱,曹操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甚至有意废长立幼,欲在政治大业上委以重任。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他曾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更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然而这一切,却因他的“饮酒不节”而付之东流。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植与杨修醉酒后乘车行驶道中,私开司马门。曹操得知此事后大怒,将负责司马门的公车令处死。不久后,杨修也被杀。为警告曹植,曹操下令禁止诸侯与外人交结往来。这件事,使得曹植渐趋失宠,政治前途变得渺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襄樊,曹操决定以曹植为南中郎将去营救曹仁。但是,曹植因为醉酒不能受命,让曹操深感失望。曹操派遣曹植去襄樊营救曹仁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役,曹操希望以文采见称的曹植获得军功,但曹植因为醉酒而辜负了曹操的期望。自此,曹植再也得不到重用。
公元220年,是曹植命运的分水岭。这一年父亲曹操逝世,兄长曹丕继位。曹植失去了庇护,他由父王的宠儿变为时时处处受到监视的皇帝的政敌,由“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成为“颇有忧生之叹”的罪臣。
在当时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件陶耳杯或许就是他日常生活的写照。他借酒广交才俊人士,借酒倾诉离愁别恨。酒为他带来了豪气和才情,使其创作了许多“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作品。然而,酒也带给了他诸多麻烦,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更使他在后半生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
中国人对茶的认识,是从食用和药用开始的。最早利用茶叶“系咀嚼鲜叶,生煮羹饮”,“啜其汤,食其滓”,犹如今人煮菜汤,故有茗菜的说法。《晏子春秋》有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系后人收集晏子遗事写成的,是说晏婴在齐国为相时,吃糙米饭,烧三种禽鸟、五种蛋以及茶菜为食。
这种原始的用茶方式,在我国某些地区仍有遗留。现今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当地的基诺族人仍有以茶为菜的习惯,他们外出打猎或劳动时,带上几节竹筒饭,饿时在野外生火,采集一些鲜茶叶,揉碎后并所带干粮和食盐置于竹筒中,引山泉水煮之,即可食用。另外,在湖南省的桃源县,当地农民有将茶汁和果仁、豆子等混合在一起碾碎后熬汤喝的习惯,名之“擂茶”,亦是以茶为羹的遗风。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食茶之初无定器。作为食器的釜、罐,作为酒器的碗、耳杯等都能被当做茶器来使用。
酒让人狂,茶使人静。倘若子建少饮些酒,多饮些茶,或许会是另一种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