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一颗耀眼的新星

　　众所周知，在任何领域，理论的创新都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无数的事实证明，唯有理论的创新，才能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才能结出一串串丰硕的成果。时间退回到33年前，1980年，在原绥化市出现一个英姿勃发、气宇超凡的年轻诗人，名叫张洪明。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提出中国诗歌必须走“乡土化、民族化、现代化”的路子。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如同一道巨大的光束，引起广泛的关注。一时，那些慧眼识珠的专家和学者，纷纷撰写文章，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年轻的张洪明，不仅创造出理论，而且，又以极大的热情践行自己的理论，写出一幕幕活生生的可圈可点的活剧。

　　 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遗余力，奔走呼号，到全国各地去宣传自己的理论。当时的张洪明，经济拮据，囊中羞涩，有时，连吃饭住宿都困难。可是，张洪明不顾这些，他以近乎苦行僧的精神，风尘仆仆，晓行夜宿，连续拜访了王首道、高占祥、陈雷、李剑白等热爱诗歌的政治名人，求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还拜访了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阮章竞、田间、公刘、严阵、雁翼、张志民、陆伟然等著名诗人，求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臧克家题词并与其合影，阮章竞题词。著名作家刘绍棠和贾平凹也为之题词。与此同时，他还去了山东的青岛、安徽的亳州、辽宁的丹东、广西的柳州、湖北的九宫山等地，与当地诗人一起召开乡土诗歌座谈会，创办乡音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著名诗人苗得雨、刘章等人，联袂发起成立了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创办了会刊《乡土诗人》。在青岛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长，会刊《乡土诗人》主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乡音社遍地开花，从事写乡土诗的人，多时达万人以上，成为当时中国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二，呕心沥血创作乡土诗。张洪明深知，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要想有感召力，必须有创作力。于是，他潜下心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写出一批既诗意葱茏，又饱含乡土气息的乡土诗歌。如《早晨，人们推着搡耙》、《修上了，村头倒塌的小桥》、《送粮》、《麦子》等等。这些诗陆续发表在各种诗刊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有些诗被新加坡、菲律宾报刊转载。很多人不仅著文称赞，而且写诗称赞。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张洪明，是中国诗坛上的新星。

　　 张洪明提倡写乡土诗并创办《乡土诗人》诗刊时是28岁。可以想像，当时的张洪明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一心创立一个流派，组织一支新军，为中国诗歌注入一股奔腾的活水。也为自己打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让生命绽放出异彩。可是，这个美好而又宏大的梦想未能如愿以偿。他提倡的乡土诗最终未能形成大气候。开始，是热闹一阵子，可是，不过三五年，便沉寂下去，当初的人和事变成尘封的记忆。张洪明的名字也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 当张洪明奔走呼号提倡写乡土诗时，朦胧诗也正在兴起，而且，来势凶猛，席卷天下，很快垄断了中国的诗坛。当时的诗人，趋之若鹜，一夜之间，90%以上的诗人变成了朦胧诗人，刚刚兴起的乡土诗很快被朦胧诗淹没了。

　　“三化理论”历久弥新

　　张洪明提倡的中国诗歌必须走“乡土化、民族化、现代化”的路子，于今已有30多年。按照中国人的记年习惯，30年为一世。经过30年的思考和检验，人们发现张洪明创立的“三化”理论，不但不过时，而且历久弥新，越来越有生命力。

　　 “乡土”二字，可作狭义解释，也可以作广义解释。从狭义上说，可解释为“乡村和土地”，“乡土诗”就是具有明显乡村土味儿的诗。从广义上说，也可以解释为中华大地或我们的家园，“乡土诗”就是中国风、中国味儿，即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和民族特色的诗。有一句话被全世界公认：“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如果各国文化都整齐划一地变成俄罗斯文化或美国文化，那么，世界文化将是什么样子呢？那将是极其可怕的。所以，那些优秀的民族，都顽强地不遗余力地固守自己的文化阵地和文化模式，从而使世界文化色彩纷呈，气象万千。

　　 中国新诗已走过94个春秋。是成功还是失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众所周知，中国是诗歌的大国，也是诗歌的古国。我们的诗歌源远流长，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3000年中涌现出无数的诗人，他们为诗歌倾注了过多的心血，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和西方诗歌比，它有三个西方诗歌无法比拟的优势：

　　 可唱性，诗即歌，歌即诗。《诗经》是古代的歌词，“风”是民歌，“小雅”、“大雅”是贵族歌曲，是祭祖和出征时演唱的。“汉乐府”更是典型的歌词。唐诗是吟诵的，而宋词则是唱的。当时，有很多曲牌子，如“浪淘沙”、“泌园春”、“念奴娇”等等。词人作词时，不是随便地自由地写，而是填词，即严格地按曲牌子的要求填写。当时，最受民间欢迎的大词人叫柳咏。史书上说，凡有水井之处都唱柳词。

　　 高度凝炼。中国的古诗很像浓缩果汁和压缩饼干，几乎像格言一样精美。如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虽然寥寥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却把诗人的爱国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高度形象。中国古诗在创作时，讲究“兴、比、赋”，讲究形象，讲究意境。比如唐代诗人王维，人们评价他的诗歌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中国古代的杰出诗人，都讲究状物、写景、借景抒情。比如李白的《蜀道难》，作者用如椽之笔，铺陈扬厉，用各种比喻，刻画蜀道之艰险，写得五光十色，惊心动魄，让人读之，如身临其境。再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不仅写出一幅惟妙惟肖的风景，写活了鸭子的形象，还写出深刻的生活哲理。这种诗歌，是西方诗歌望尘莫及的。

　　人才和作品，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

　　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繁荣，不在你成立多少个文化组织，开展多少次文化活动，办多少刊物，而是看你有多少好的作品和有影响的人才。可以这样说，文化工作的终极目的是出作品出人才。一部好的作品和一个优秀的人物，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是一个地区文化繁荣的标志，自然也是一个地区的骄傲。以迟子建为例，一个迟子建给黑龙江带来多少荣耀。迟子建就是黑龙江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同样道理，王书怀便是绥化市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当前，我们绥化市极需要产生像王书怀那样的诗人和迟子建那样的小说家。在诗歌领域，张洪明不仅有出色的理论创造，而且是中国乡土诗人，他写的乡土诗，至今独成一家。

　　 张洪明的出现，首先是来自家庭。其母徐乃荣博学多才，酷爱诗歌，一生与书作伴。在张洪明幼小时，便给他以诗歌的薰陶。张洪明步入社会时，受到王重九、孙泉洗、韩光耀、李树仁、白雪松等领导人的关爱。不仅为他安排工作，有了经济收入，而且为他撰写理论文章。如孙泉洗曾撰写长文为其鼓与呼。此外，一些社会名流，如原《绥化晚报》副总编郑晓明，资深新闻工作者陈起潮，诗人张振东等人，或著文称赞，或写诗鼓励。 在新的形势下，仍需要社会各界和仁人志士给力，帮助张洪明更上一层楼。支持他办刊物，重建“乡土诗歌”诗刊。

　　再接再励

　　诗人如果不甘寂寞、想再创辉煌，必须像凤凰涅槃那样，浴火重生。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不仅要有超常的惊人的毅力，而且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劳动。

　　 要深入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以斗士和勇士的姿态，积极参与当前的诗歌讨论，为乡土诗发展铺平道路。

　　 诗人不一定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必须具备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强大思维。诗人要写出有生活内涵、有血有肉，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诗歌。

　　 诗人曾写出一批有乡土气息的诗歌，但这些诗歌，多为生活习俗、场景和田园风光的描绘，多为生活的表象，远没有写出农民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的爱和恨，喜和忧。就是说，还缺乏震撼人心和催人奋进的力量。新加坡的评论家史英说得好：“乡土诗不应是镶嵌于生活之上的饰物，而应当是充满生活、时代气息的精神食粮……应尽量将诗的触角透过风俗氛围的包裹，而深入到民族的灵魂深处。”

　　 要熟读古代诗歌。要乡土化、民族化，要到老祖先那里汲取营养。要走王书怀的路。当年，王书怀辞去官职，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带领全家到宝山落户，一住就是18年。要想写出有血有肉、感人至深的乡土诗，必须像王书怀那样，到民间去，到农民的地头和炕头上去，和农民交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只有这样，杜甫才能写出《三吏》、《三别》、《兵车行》那样的诗歌；白居易写出《观刈麦》、《卖炭翁》那样的诗歌。 张洪明坚持走自己的路，也许会创造出独特的诗意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