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康同璧、叶美蓉、刘采兰几位留美女生合影

文汇报记者 于颖

《2015美国门户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2015年度中国大陆在美留学生总人数突破30万，占全部国际生的31.2%。同时，攻读本科学位的人数第一次超过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越来越多的留美学生已不再盯着与奖学金、就业高度挂钩的专业，他们更愿意自费、自主地去寻求多元、个性、优质的教育。

中国留美学生的规模和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这离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那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小留学生跨越太平洋已经过去了170年。

近期，中美联合举办的“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60多位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探讨留美归国知识精英们对中国各领域发展的贡献。无论是呈现群体还是作个案分析，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研究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能丰富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及文化交流史，同时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变革的认识。

最先走出国门

1847年， 容闳、黄胜、黄宽3人跟着美国传教士布朗前往美国东岸进修，其中，容闳经过7年艰苦奋斗，最终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正是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学成归国后希望“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大力推动留学教育计划，最终说服清政府官派学生留美。1872年至1875年间，有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因为平均年龄只有12岁，史称“留美幼童”。1881年，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终断，最终有94人分3批被召回国。彼时的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经过先进西学熏陶的留学生里，就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等先驱人物，还有一些分散到教育、军政界，如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虽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在晚清社会的动荡不安里，“留美幼童”的故事多少有点凄然忧伤，但正是这些小小年纪就远涉重洋的留学生们，最早开眼看了世界，饱吸自由空气。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以帮助中国办学，同时资助中国学生留美。1909年首批录取的47人中，多数在美学习工程、科学类，少数习文，基本符合清政府“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的规定。他们中出了不少教育界名人和科学家，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胡刚复、近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化学家张子高等。1910年第二批录取70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1911年第三批即最后一批录取63人，他们归国后服务于建筑、土木工程、机械等各领域。

“这些留学生是连接中外的主要桥梁，是西学东渐的主要载体，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在研讨会上提出，全面理解中国近代留美学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涵。

学界对留学生群体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提到自己1979年站在讲台上教授近代史时：“那时候多是从侵略、反侵略、殖民、反殖民的视角来观察，主要矛头就指向美国；现在则从全球不同文明的互联互通中来重新考察留日、留苏、留美、留欧学生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有差异的。”他指出，由于留美学生人数众多，这些人在中西文明互通互鉴中的先锋与桥梁作用，更值得细细审视。姜义华总结了四个方面的观察：知识谱系的更新与交融，价值谱系的撞击与磨合，行为谱系的摩擦与包容，制度谱系的冲突与互鉴。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近现代整个科学体系的构建，留美学生起了基础作用。他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很高，知道中国的实用主义价值体系有别于美国的价值体系，更知道固步自封不可能带来文明的活力。”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与中国现代学术的主体性与原创性得到确立，而留美知识精英无疑是交汇中西的早期践行者。林孝庭在其会议报告中指出，留学生带回来的先进思想不仅促成了很多政治革新与革命，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现代教育体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1920年以后，大批留美学生归国，国内教育界的主体逐步美国化，例如实行学分制、新学制，也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的结构。

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在电影、戏剧、音乐、舞蹈、体育等方面，归国留学生同样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梳理了哥大校友后发现，有参与制作《孔雀东南飞》、译制外国影片打印中文字幕第一人的程树仁，戏剧教育家熊佛西、余上沅，中国第一位女作曲家、合唱指挥家周淑安，体育教育家郝更生、吴蕴瑞等等。可以说，近代中国发展的各行各业，都能看到留美学生的身影。1920年代，舒新城就曾这样概括留学生和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其是军事外交教育为甚。全国重要事业无不有留学生在其中”。

在姜义华看来，很多留美学生堪称“精英”，不光因其先进思想和学识，也因其优秀品质，“他们有着崇高的国家、民族情怀以及对人民的热爱。”比如1923年的《申报》就曾刊文评说程树仁，“博学多能、生性好勇，在美国时，每见该邦人士有侮辱我国侨民之举动，辄起而抗拒”。

独特的个体

不少学者认为，留美学生个人同群体相比，特殊性和复杂性比较明显，许多宏观结论虽已成定势却有待拓展，不妨利用原始材料对一些个人作新的研究和发现。

唐国安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便考察了唐国安在清末禁毒运动中的突出表现。“留美幼童”中的唐国安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之一就是参加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工作——反对女人缠小脚，反对吸食鸦片，“正是他和颜惠庆及菲律宾的美国主教勃伦脱的努力，促成中美共同发起召开了13国代表出席的国际性禁烟大会，即1909年的上海万国禁烟会。”苏智良介绍说。

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作了一场颇有说服力的英语演说，指出“中国非常不幸地对于本次会议的结果要比其他各国更要深表关切。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最重要问题之一。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需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万国禁烟会的最大成果是相关国家在鸦片、吗啡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揭开了国际联合禁毒的序幕，同时促进了中国国内的禁毒运动。1912年，唐国安代表中国参加海牙万国禁烟会议，再度与勃伦脱合作，制定并通过了《禁止鸦片公约》。

颜福庆

复旦大学克卿书院即以颜福庆的字来命名，以纪念这位医学泰斗对中国医学事业和上海医学院的突出贡献。

颜福庆于1906年到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为第一位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亚洲人。随后，他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很短时间内就获得学位证书。回国后，颜福庆力促中外合作办学的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1914年），并任校长，因学校的教学质量受到美国考察团的肯定，才有了“北有协和，南有湘雅”的美名。颜福庆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会长，协和医院第一位华人副院长，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医学建设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他的身影，创造了近代中国医学上的诸多第一。“然而，毋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即便是在中国医学史界，颜福庆都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介绍，除了一部传记形式的《颜福庆传》，缺乏从学术上对颜福庆与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全方位研究。她借助医学报告、洛克菲勒档案、耶鲁大学医学院档案及颜福庆的演讲稿、论著等多重材料，从“新医：博弈中的中国医学”、“公医：中国精英的平民意识”、“医学建设之格局”、“医学经济”几个方面展开，呈现了颜福庆的医学生涯中成功与失败、理想与现实、坚持与妥协、合作与博弈，最终得出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颜福庆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中国医学近代发展的走向和格局。”

胡适

在中国赴美留学生中，胡适无疑是位顶尖人物。中国与亚太研究学会副会长许治英重点关注了胡适早期留学经历对其和战观念的影响。作为庚款留美的第二期生，胡适在美期间已经流露出对政治社会事业的浓厚兴趣，他亲身经历了美国1914、1917年的两场总统选举，1916年的纽约女子参政运动，以及大学国际政策会议和非兵主义运动……正是这些“青年期政治训练”，胡适形成了曾被视为体现了“低调”阵营主张的和平观念，即“战争的后果，对交战双方都是悲剧，没有胜利者”。

胡适不赞成轻易言战，但从未止歇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抗战爆发后，他的和战抉择发生了转变，但其“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信仰和用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来保障和平

的主张始终没有动摇。许治英认为，胡适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力图把留美获得的知识和学理化作报国的利器。

在这一点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克武也有同感：“胡适较其他留学生更为特殊之处则是他有机会到美国，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至1942年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作了数百场演讲，为中国获取舆论支持进行奔走呼号。这些讲演词还编印成册，广为流传，主旨是呈现胡适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让美国民众意识到，中美共同面对的是一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黄克武认为，这段论述可能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但作为外交辞令和文化宣传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促成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留美学生在上海

上海以其近代远东经济中心的地位、华洋交融的文化氛围和便利的近代生活设施，成为留美学生归国后就业和生活的首选之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诚利用1936年出版的《美国大学校友在中国》一书中的会员名录，从计量的角度考察了上海留美归国学生的生态。

经过数据统计，王立诚发现，1936年的上海美国大学校友会240名华人会员中，人数最多的是硕士，其次是学士、博士，并且呈现出学士人数越来越少，硕博士越来越多的趋势；就学科上来看，大多偏向于社会科学、法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医学，而且实用性知识日益受到重视，比如工商管理硕士和医学中齿科医学博士人数急剧增加。王立诚说：“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尤其是上海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联。”

在其报告中，美国大学校友会华人会员的就业格局被大致分为这样五类：政府（34人）、金融企业（44人）、交通与工商企业（77人）、文教与社会事业（48）、自由职业（37）。王立诚认为，这一群体服务于金融企业领域的人数虽不是最多的，但有着强劲的势力，其中有些特殊的政治因素，如宋氏三兄弟对资本的控制。但知识因素也非常重要，“如引进美国泰罗制的穆藕初、成功研发火柴生产工艺的林天骥、被称为‘中国广告之父’的林振彬等，都有着突出的创新能力和知识优势。”

同时，最有上海特色的就是自由职业者群体，尤其是医师和建筑师的影响力可谓巨大，除了颜福庆外，刁信德、牛惠生、张西铭、富文寿等，分别是当时国内传染病、骨科、眼科、儿科的顶尖专家；而过养默的上海银行公会大楼、范文照的南京大戏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厅）和美琪大戏院、赵深的上海大沪大饭店、大上海大戏院等等，都是展现当时中国建筑师高水平的代表作。

另外半边天

在以往关于留美学生的叙述和研究中，女性常常被忽略，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和重视，比如上文提到的美国大学校友会就是一个男性社团，所以女性留美归国学生就被排斥在华人会员名录之外。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从朵云轩拍卖的一批尘封了110年的私人照片、信件入手，勾勒出了几位原本只是留学史中无人注意的名字和年轻女生的面孔，而这批文献的主人正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1903年康同璧取道日本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和康涅狄州的圣三一学院都有过短暂学习经历，1907年2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是哥大第一位中国籍女毕业生，也是维新派送到美国去留学的最早的女生之一。受父亲的派遣，康同璧在美华侨中开拓维新事业，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女权思想，公开宣称“讲女学先要讲女权”。陈雁坦言，康同璧作为中国最早女权领袖之一的传奇生平，似乎近些年假章诒和之笔才得以传颂，“但她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是中国第一个官派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妇女代表，直到1930年代，在国内女界仍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从康同璧的交谊中，又牵出几位留美女生，包括叶美蓉、刘采兰，以及被送出国门以“女刺客”为目标进行培养、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薛锦琴。1901年，年仅16岁的薛锦琴因在上海张园的拒签俄约大会上公开演讲而声名大噪，获保皇党资助赴美留学，作日后刺杀慈禧之用。保皇会后来实际上已放弃暗杀计划，薛锦琴结束在美12年的留学生活后回到上海，担任神州女学教务长。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宋时娟，也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留美女学生。她从留美学生在美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入手，考察了1906-1917年近20年间刊载的与留美女生有关的内容，呈现了宋霭龄、胡彬夏、陈衡哲、张玉珍、廖奉献、李美步等人的活动、思想和生活。宋时娟指出，这些接受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其女性意识、国家观念和民主行为方式在美逐步形成，回国后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女性中最早觉醒的一批，在医学、教育方面最先有所作为，同时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所改变，“她们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近代留美学生是一个数量庞大并在中国社会变迁和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作为此次“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的召集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认为，“以大视野、长时程、多角度考察这一群体，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对于留美学生个体、个案更深入的研究，也是进一步推进群体研究的需要。”会上，多位专家肯定了新史料发掘的重要性，呼吁进行跨领域甚至跨国合作，以期促进相关研究的扩充、深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