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的好处、读书的意义，已经不必多谈了，从小到大，我们从老师、家长、媒体乃至于我们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听得足够多、看得足够多、也感受得足够多了。不过，当“多读书”成了一种“舆论正确”时，反倒鲜有人去思考，该怎么读书才是真正的“好”，或者说，是否也存在某些可能，“多读书”反倒弊大于利？本文有意对此展开思考，读书虽好，但它是否也可能存在着哪些陷阱呢？
屏蔽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
古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是只读书，书中有着一切。在古代中国，这句话还是行得通的，毕竟当时信息闭塞、时代变化速度慢，书籍往往是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读圣贤书”便意味着“闻窗外事”。
不过信息时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把这两句话奉为圭臬，他们的确热衷于读书，但他们把书籍当成唯一的知识来源。很显然，这样的读书方法论与信息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信息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是，万事万物瞬息万变，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多元，最新的思想、最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书籍以外的渠道上。书籍只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刷刷公众号、看看新闻、田野调查、现场观摩、面对面交流、头脑风暴，都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如果还以为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现代社会所需的所有技能，就会屏蔽了书籍之外更广阔世界。郝明义在《越读者》里对此早有过警告，他说，文字固然提供了“一个可以极为抽象又方便地认知世界的方式”，但它也可能导致“我们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逐渐退化”，书籍把“文字的传播力量做到最大的扩散”，也使“我们容易疏忽——甚至，贬低——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
奉书本为圭臬，把书本当教条，表面上看读书“教会”了一个人思考，可实际上，书籍恰恰把个体的思维开阔性彻底封死了，读书人反倒成了“套子里的人”，就像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李白诗中嘲讽的“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在坊间，我们把这样的读书人称之为“书呆子”。
死读书，不仅屏蔽了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也会屏蔽一个人的经历。时下有句网络流行语，“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置换在读书上面，这句话同样成立：读了这么多书，怎么遇到很多事却也没能处理得更好呢。这凸显的是经历的重要性。读书所获取的知识往往是字面上的、是静止的、是冷冰冰的，但如果能够把读书与经历结合起来，那么这些冷冰冰的知识就会变成一种切己的、有温度的、感同身受的体验。
这让人想起奥斯卡获奖电影《心灵捕手》里那段著名的台词，天才少年威尔自恃才华、傲慢得不可一世，心理学教授尚恩这样跟他说：“你只是个孩子，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所以问你艺术，你可能会提出艺术书籍中的粗浅论调，有关米开朗基罗，你知道很多，但你连西斯汀教堂的气味也不知道吧？你没试过站在那儿，昂首眺望天花板上的名画吧？你年轻彪悍，我如果和你谈论战争，你会向我大抛莎士比亚，朗诵‘共赴战场，亲爱的朋友’，但你从未亲临战阵，未试过把挚友的头拥入怀里，看着他吸着最后一口气，凝望着你，向你求助……”
所以罗素这样说，有经验而无学问胜于有学问而无经验，培根也这样说，“有一技之长鄙读书，无知者慕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读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所以中国古人更提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贤们都非常智慧地注意到了，要读书，也要经历，否则我们很可能只是知识的局外人和旁观者，知识并没有真正内化为我们可理解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历并不只是字面上的多去游山玩水看世界，它指的更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对“正确”的勇敢践行，以及对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人生的经历，并在经历基础上建立起对他人真正的同理心。就比如你阅读了大量有关农民工的书籍，却不曾到过他们的住所，不曾听他们讲述过自己的故事，你了解的农民工很可能也只是书面上的一个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脱离大脑的知识肥胖
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好像书读得越多，整个人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智慧、变得有气质了。可在《儒林外史》里，我们看到那么多满腹诗书的文人却一副酸腐相，在鲁迅的小说里，孔乙己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四铭满口仁义道德，然而，人们却不会将他们与智者联系起来。
这其实涉及到知识与智慧的差别，读书可以获得知识，但读书却不必然获得智慧。智慧是知识的下一个阶段，是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之上，对知识进行思考、分析和整合，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具备正确的判断力。这就好比一个人对唐诗宋词信手拈来，这是知识，但智慧是在对古诗词的吟咏中习得审美的能力，是在古人的七情六欲、亲情友情、热爱生活、有趣幽默、善良宽容等方面感受人类的普遍情感和价值，从而丰盈和完善个体生命。换言之，知识是死的，智慧才是活的，而要从知识进阶到智慧，离不开思考。
什么是思考呢？换用龙应台的一个说法，“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思考则是“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北大教授曹文轩也这样说，“读书不是装书，读书用脑子，装书用箱子”。可问题是，很多人读书了，却只是装书，而没有思考。他们就像日本学者外山滋比古在《思考的整理术》中说的，“脱离大脑的知识肥胖”，读了大量书，脑中被各种知识灌满了，可却没有哪一样是自己的。外山滋比古将这一类人称为“滑翔机”。“滑翔机”看起来很像飞机，但其实与飞机大不一样：滑翔机没有自己的动力装置，得完全依赖他力才能在空中飞翔，而且无法长距离地持久飞行。
最近高考结束，有个老段子再次被网友拿出来自嘲：“人生最辉煌的一断时间是高考前6个月，这时你上知天体运行原理，下知有机无机反应，前有椭圆双曲线，后有杂交生物圈，外可说英语，内可修古文，求得了数列，说得了马哲，溯源中华上下五千年，延推赤州陆海百千万，既知音乐美术计算机，兼修武术民俗老虎钳，现在呢，除了玩手机，废人一个。”这个段子颇为形象地说明了知识与智慧的距离。如果你只是背诵了知识，而没有从中学会思考、懂得实践、充实思想、涵养品格，那么，即便你知道得再多，也不过是掌握了一堆琐碎的知识。
残酷点说，琐碎的知识与破铜烂铁无异，之后自然被你“扔”（忘）得一干二净，它们来去匆匆，但却耗费了你大量的时间，妨碍了你思考的进程。因此文化学者鲍鹏山才这样说，“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甚至猥琐”。
错误的优越感
常常在网上读到一些知识青年的“回乡偶得”，说的是自己初中、高中时成绩在班里都是数一数二，也是全村里为数不多的名牌大学学生，属于“风云人物”，读书人的身份认同感特别强。几年过去了，毕业后一回乡，参加个同学聚会，或者加入同学群聊一聊，才恍然惊觉：当初那些成绩很差的同学“混得最好”，娶妻生子、有房有车，也变得特别热络，成了最受大家欢迎的人。相较之下，自己没房没车一无所有，群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自己却找不到共同话题，不敢吱声，也不会有人想起。
本以为读书人应该很受尊重，也应该混得最好。可风水轮流转得令人措手不及，于是就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失落感和幽怨情绪。
当然，时下大学生文凭的贬值、身份的失落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过，读书人的这种优越感也值得反思。什么样的优越感？就是认为读书人比没有读书的人更聪明更智慧，身份更高一等，读书人理应比没有读书的人赚更多的钱、拥有更大的权力、过更幸福的生活。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优越感，一是古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的延续。在那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皇帝是唯一的买家，读书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古人看不起那些不读书的人，并有“君子不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说法。二是我们教育价值观的偏差，应试教育以升学为首要目的，以分数论英雄，充满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气息，读书人不免也以实用角度看待读书，认为读书了就意味着上大学、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
可时代已经变了，皇帝没有了，多元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固然读书仍旧是下级阶层实现阶层流动最主要的方式，但切记，这已经不是唯一的方式。你在寒窗苦读，很多没读书的人也在为改变命运而艰辛打拼，读书与不读书，只是窄的路与更窄走的路之间的差别，而无关权力的大小、身份的高低、财富的多寡。
并且，“学习成绩很好的最后却给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打工”，这种说法其实属于一种逻辑谬误，叫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少数的成功者。退一万步说，即便“学习成绩很好的最后却给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打工”，那又怎样？这并不是读书无用，而是我们把“有用”的标准定义得狭隘，只以金钱的多寡来衡量。
遗憾的是，个别读书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对读书有认同感是好事，但他们把读书当成一种优越感，并产生某种文人式的自恋，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与众不同、“世人皆睡，唯我独醒”，最终将读书异化为一种高利润、高回报的投资，仿佛他读了书却不比别人有钱，就是社会亏待了他。如此“眼高”，一旦没有实现，要么就开始怀疑读书的意义，怀疑人生，进而怀疑社会，成为一个愤青；要么就是自怨自艾，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愁容满面、抑郁寡欢。对于这样的读书人，我倒想起了贾平凹先生的一句话：“不要以为读书是最崇高的事情，如果脱离了生活只是纯粹读书，还不如去路边卖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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